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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港设市是中国撤镇建市的第一例。

2016年，陈昌智赴龙港调研发现，龙港镇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很多县级市的水平，2015年，当地人口超过44万，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27亿元，财政收入也高达20.2亿元。受限于镇在管理权限、管理方式上的局限，当地经济增长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。

根据调研结果，陈昌智当时就提出镇改市，并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指出镇改市的必要。

根据陈昌智2016年收集的数据显示，城市整体数量偏少，中小城市严重不足。美国城市化率从20%提高到50%期间，城市由392个增长到2722个，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8%提到70%期间，城市从166个增长到652个，而中国，城镇化率从31.91%提高到54.77%期间，城市却从668个下降为654个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占比仅为18%。

“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是离向的——城市化率越来越高，城市应该越来越多，我们反而在减少。”陈昌智说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超过10万人的镇有235个，超过5万人的有882个（2016年统计的数据），特大镇发展被束缚。

国务院批准龙港撤镇设市，开了一个中国历史的先河，陈昌智认为，这预示着今后镇建市会得到一定的发展。除了人口超过40万这样的特大镇设市之外 ，在各方条件成熟的地方，一个特大镇和两三个镇可以合并，设立县级市。

“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战场，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。”陈昌智在上述论坛上说。

根本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

在薛澜看来，撤镇建市涉及到的不仅是优化区域设置，还有公共治理的问题。他认为城镇化涉及三个核心词，即理念、资源、治理。

理念是本质，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的全面现代化，不光是物质生活的改善，还包括思想观念、价值追求、生活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改变。

资源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因素，城镇化的过程是资源开发和优化的过程，包括物质资源、历史文化、自然资源、人口和社会等。

当一个地方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之后，政府要提供各种公共服务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，必须有一个高效的公共治理。据此，薛澜认为，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公共治理的挑战。

目前，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，中国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期，在城镇化治理过程中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来说尤其重要。

薛澜认为，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加速区域不平衡，导致人才资源和财富创造更快地向一线城市聚集，另一种可能是促进区域均衡合理发展，地方人才能够将本地特有资源与全球流行的技术相结合发展。

问题的关键是地方能否聚集创新资源。不过，薛澜研究发现，中国的知识基础设施分布极其不平衡。以知识型基础设施最核心的高校为例，中国高校分布东西差异并不大，但是在一个省级行政区域内，不同地区分布差异大，超过50%的高校集中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。

“中国很多二三线人口达到几百万的城市，没有像样的综合性学校，这会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资源的传播。”薛澜说，目前，很多中小城市有师范院校和卫生院校，但是综合性的院校基本没有。他呼吁，国家需要关注没有高等教育机构，或者高等教育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的高校建设。

实际上，目前，得益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，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现象，即知识青年返乡创业kaiyun欧洲杯app(体育)官方网站，相关数据显示，2018年的返乡回来的创业创新人员达780万。

尹稚认为，这个数字跟“漂”在外面的好几亿农民工相比，能量并不大，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。

“城市规模越大，创新能力就是越强，达不到一定的人口密度，不可能产生创新的有效行为。” 尹稚说，但是，数字经济不仅仅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，尤其是推动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，特别是助推农村现代化。